1991年，高立志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，先行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一年。因为一种自身身份的疑惑，他开始大量读书，目的就是揭开这个困惑，诸如我是谁、从哪儿来、要到哪儿去这些近于哲学的命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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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北大校园后，高立志发现学校离市区很远，只有332路一条公交线，没什么可干的，就是读书，“连逃课都只能逃到图书馆里去”。高立志回忆，当时教语言学的王洪君老师在第一节课上就说，一门课能否吸引学生，主要是看老师讲得怎么样，不是靠点名，所以尽管有要求点名，但她绝不点名。于是从第二节课开始，不少学生都“心安理得”地逃课了，“在一个相对自由的气氛中，很多学生都按照自己的兴趣去胡乱读书”。

那时年轻，年轻人有年轻的烦恼与困惑。哲学和心理学类的图书是答疑解惑的“主力”，像萨特、海德格尔、弗洛伊德、威廉·詹姆斯、霭理士等人的著作都是大家抢着读的书。“当时老怕自己心理出问题，而且心理这个东西，身边的同龄人都是差不多的认知层次，给不了答案。和长辈不敢交流，只能自我诊断，寻找答案主要靠看书。例如，为了防止自己变态，就看了不少变态心理学方面的书。”

大学期间，高立志手头很不宽裕，买不起太多书，所以“书非借不能读”。北京大学图书馆有着极为丰富的藏书资源。高立志说：“但有时候一本书太抢手，得排队借，借书卡上有一个个借阅者和预约者的名字，碰到认识的，就直接跑去前一个借阅者的宿舍催还。”

高立志记得，当时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有两本书，一本是《人的选择》，作者提出人类在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挑战时，如何创造出开放的选择；一本是《老子》，强调世界是变动的，强调功成弗居，“做事就做事，不要过多在意回报和别人的评价”。

除了北大图书馆，北大中文系还有一个研究生教师阅览室，这里的书只能读不外借，所以很全，“很多成套的好书被装上蓝皮硬壳，我们就一本一本、一架一架地读过去”。多年后回头再看，高立志觉得，当时没有明确目的、广泛撒网的阅读很有好处。“读书，如果不读够一定的量，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好书，就很难作价值判断。”

条件允许，人自然拥有集藏的欲望，书自然还是要买的。高立志发现，在二手书市场，整套的书往往贵得很，但如果一本一本去凑，就会便宜很多，尽管这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，但凑齐一套书就特别有成就感。在高立志的书架上，叶君健翻译的《安徒生童话全集》（全16册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）、汝龙译《契诃夫小说选集》（全27册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），都是这么凑齐的。

有时候，稀缺的书还能成为朋友之间的最佳伴手礼。“本科期间，有一次去南京大学玩，发现学校边上的书店有很多《海子、骆一禾作品集》（南京出版社1991年版），这当时在北京几乎都买不着了。我还曾在徐州一家旧书店碰到《不吉祥的花》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，即《恶之花》），都很便宜，所以买了很多本，回来送人特有面子。”

高立志觉得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现在年轻人经常是老师让读什么就读什么，或者跟着各种所谓推荐书单读书，往往失去了选择的自主性，也因此缺少更广阔的视野。“比如，老师要求读《论语》，即使读10遍，你也未必知道孔子为什么伟大；但如果你愿意追问下去，多读相关的书，那收获的就不同了。例如我本人直到读了杨向奎先生的《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》，把孔子放在宗周社会和中华礼乐文明谱系这个大背景中，才明白了孔子的文化坐标，也就能够理解孔子对于中华文明的意义。”

高立志认为，读书，最好以自主的问题为导向，或者以自我兴趣为导向，这样效果最好。如果你和作者正好在一个思考频道上，即使所谓“难读”的大作，读来也不会遇到太大问题。高立志略显“凡尔赛”地表示，像维特根斯坦的《逻辑哲学论》，自己虽然对数理逻辑粗知皮毛，但当初也没觉得有多难。“当你带着问题去读，和作者有共同的思考，也就是说在一定层次上能够‘交流’、能‘聊起来’，那就没有难读的书”。

年轻人如果不知道该读什么书，高立志的建议是，直接选经典就好。经过时间检验的才叫经典，而读经典的时候千万别读各种删减和改编本，要读原本，或者是经过时间检验的名家选本。比如，没时间读《莎士比亚全集》，也可以读兰姆的《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》，但千万不要读那些没有版本依据的东拼西凑的东西。

近年来，高立志一直主持“大家小书”系列——学有专长的大学者为大众阅读撰写的经典小册子，其中包括朱自清、顾颉刚、王力、费孝通、启功、严家炎、袁行霈等大专家。“大家”写的“小书”，一点儿也不唬人，都平白如话，让读者十分容易进入，但又可以反复读，读者每读一遍都有自己新的收获，“就像程子说的，读书让人‘变化气质’。如果我们读一本书，读前和读后，自己没有什么变化，那读也是白读”。

总编辑推荐书单：

《汉字知识》郭锡良著；

《写作常谈》叶圣陶著；

《经典常谈》朱自清著；

《语文漫话》吕叔湘著、张伯江编；

《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》钱伟长著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来源：中国青年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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